《调研14省98县104个村，这一影响全国复产复工的问题很紧迫！》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

（2020年3月1日）

2月16至19日，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完成了一项涉及14省（不含湖北）98县104个“零疫情村”劳动力流动情况的调查报告（《被地方防控封冻的产业工人——14省98县“百个零疫情村”劳动力流动情况调查》）。报告指出，在2月中旬结束前，农村劳动力流动处于封冻状态，12个劳动力流出省份的村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比例平均低于10%。当时“管死”的疫情防控体系严重限制了劳动力流动，各地政策执行宁左勿右，造成经济社会无法正常复苏。

十天过去了，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有不小变化。中央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打出一套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组合拳”。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策略的通知》。不少省份调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的等级。各地也都制定了促进企业复产复工和帮助农民工转移返岗的系列政策。

政策效果如何？当前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复苏？为回答上述问题，2月29日，研究团队对这104个“零疫情村”组织了二次调查。调查报告标题为：《破解复产复工的五大循环困境——14省98县“百个零疫情村”劳动力流动二次调查》。
 

近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贵州省1963个在建省重大工程项目复工率达到100%。图为2月29日，中建三局工作人员在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T3航站楼项目工地施工。
 

导言：104个村庄的二次调查

情况显示，2月下旬以来，12个劳动力流出省村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平均比例提高至30%，10天时间大约增长20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有所“解冻”，相关政策取得一定效果。但是，东部地区部分已开工重点的企业缺工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动缓慢并存的问题，还没有完全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报告发现：

结合对浙江和广东两地区的调查来看，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动缓慢是表象，背后是沿海地区产业整体复苏缓慢。一方面，政府加大扶持的部分重点企业存在缺工问题，另一方面，产业链不齐全限制了企业全面开工生产，重点企业和大企业用工不足与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能力不足并存，整体上造成了大规模劳动力流动乏力。劳动力缓慢流动与企业复产复工进度慢互为因果。当前经济社会复苏还存在五个循环困境：

1.劳动力流动与用工循环困境

分析发现，过去十天出现的劳动力集中流动，很大程度上属于政策调整后的反弹性流动。一些地区，2月下旬之后稍微放松对企业复产复工的审批，实施复工复产备案制度，降低复工复产门槛，推动一批重点和规上企业恢复生产。这部分企业用工带动了一部分劳动力回流。

分析发现，近期政策红利即将释放完毕，中小企业复产复工情况仍不乐观，沿海地区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中西部劳动力外出的动力同步下降。进入三月上旬，随着规上企业和重点企业用工吸纳能力释放完毕，农民工流动可能会降速，甚至进入低速流动的停滞期。

2.产业链循环困境

企业围绕产业链运行，产业运行需要大中小企业相互配套和上下游分工协作。二月中旬以来，恢复生产规上企业和重点企业，主要是利用库存生产，消化节前订单，以半复工复产状态为主。随着库存减少，规上企业和重点企业面临的上下游配套困难加剧，影响整个产业运行。企业持续复产复工，关键是产业链不断恢复，产业链恢复依靠企业复产复工，二者互为影响。现在中小企业复产复工情况仍未完全到位，影响配套体系，最终会传导到已经复产复工的规上企业和重点企业，最后会传导到整个产业链。

3.政策扶持循环困境

目前金融、人社、工信、税务、财政等部门连同各级地方政府，出台各种针对企业和生产单位的扶持性政策，利用贷款、利息补贴、社保政策、免税降税、成本补贴等手段，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些扶持性政策有助于纾解企业和生产经营主体的暂时困难。然而，企业的生存发展之本在于通过产业链激活，离开整个产业链的恢复，针对单个企业的专项政策，只能解决眼前问题。产业链不解决，上下游配套不全，订单流失，会给企业造成更大压力，引发更大的政策扶持需求。

4.疫情防控压力循环困境

前期复工的规上企业和重点企业，自身防控承受能力强，且受到了地方政府较大支持。相对而言，中小企业自身能力不足，政府关注不够，一部分中小企业缺乏复产复工能力和积极性。随着复产复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疫情发生，沿海地区的疫情防控力度有可能“反弹”，企业复产复工难度不降反升，中小企业生产恢复生产难度可能加大，持续影响产业链恢复。

5.风险传递的循环困境

调查发现，农民工流动比例低，很大程度上是经过前期防控阶段后，农民工自己不愿动，很多农民工抱着与其冒风险不如休闲三两月的心态。另外，一些中小企业上游无原料，下游无订单，防控责任大，部分中小企业也不十分着急复工。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重点关注纳税大户企业，全面复产复工积极性不高。已经复产复工且存在产业配套困难的大企业和重点企业面临较大压力。

报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可考虑从以下六个方面发力：

一是在加大对企业实施政策扶持的同时，将精力重点放到产业链恢复上，提早恢复产业链，恢复配套，恢复上下游协作，恢复订单，避免产业流失。

二是待规上企业和重点企业逐步复产复工之后，地方政府要立刻帮助中小企业复产复工，加快恢复产业链，推动产业体系复苏。

三是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要更大。产业链恢复缺一环不可，中小企业规模虽小，但是生产配套功能同等重要。鉴于中小企业自身防控能力不足，地方政府要更多承担中小企业复产复工形成的疫情防控责任。

四是改变劳动力输送方式。加快从前期的点对点劳动力输送，转变为利用公共交通渠道流动，从政府和企业组织的点对点劳动力流动，逐步过渡到市场化的劳动力配置。

五是中西部地区加快企业复产复工，倒逼中西部劳动力输出地的疫情防控体系转型，实现与沿海地区的防控体系对接，打开劳动力流动通道，在输出端建立劳动力流出的安全阀。

六是科学问责。在确保地方疫情可防可控的情况下，对基层减压，避免过度问责。各级要抓好统筹，严格贯彻中央精神，防控与恢复生产，不可偏废。

报告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分省呈现农村劳动力输出情况，分析2月19日至2月29日期间，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动情况变化，呈现劳动力流动趋势，分析相关政策影响。

第二部分，以浙江广东两省为例，呈现沿海地区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第三部分，分析当前经济社会复苏存在的障碍。

第四部分，从促进经济社会复苏角度，给出优化疫情防控的政策建议。

附材料：12个省104个村的调查情况。

输出端：12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状况

对河南、安徽、四川、江西、湖南、陕西、甘肃、山西、山东、云南、贵州、广西等12个劳动力流出省的104个村的调查分析发现，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如下特点：

1.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比例提升至30%左右。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和各地区卡点撤销，中西部省份劳动力在过去十天中，跨区域流动比例增加20%左右。

2.劳动力流动制约因素发生一定变化。2月中旬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阻力是地方政府防控措施过严格，地区之间缺乏协同，农民工外出门槛过高。2月下旬以来，各地劳动力流动门槛有所降低，下一步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阻力是企业复产复工不足，造成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降低。

3.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本地就业情况较差。中西部地区本地企业开工不足，本地劳动力吸纳能力十分不足，一些中西部县市本地企业复产复工不足30%，严重滞缓本地劳动力就业。

4.以点对点流动为主。农民普遍不接受公共交通工具流动，二月下旬以来的劳动力流动中，一半以上靠驾驶或搭乘私家车，本地政府或外地企业组织包车输送不足30%。

5.中部劳务输出大省的劳动力流出比例依然较低。包括河南、安徽、四川在内劳动力流出大省的流动比例较低。部分西南省份如贵州、广西，流动比例相对略高。

6.二月下旬以来的政策效应即将释放完毕。二月下旬以来，一些地区出台促进农民工流动的政策措施，如取消内部设卡、简化外出审批手续等，带动一部分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在沿海地区中小企业复产复工不足情况下，下一步有可能出现劳动力流动放缓。

输入端：沿海地区的企业复工复产困难

1.产业链未完全恢复，制约沿海地区企业复产复工

浙江与广东两地情况显示，近期沿海企业的复工复产比例有所提升。截止2月25日，浙江企业的复工率为80.13%，广东省则达到80.40%，两地规上企业基本实现全面复工。然而，企业复工复产仍然存在较大问题：

一是产能恢复有限。浙江产能恢复率仅为55.24%，广东的比例在58.9%。

二是中小企业复工复产滞后。截止2月26日，浙江规模以下制造业产能恢复比例仅为48.7%。

政府现行政策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的潜能已经基本释放，产业链不健全已经成为制约企业释放生产潜能的关键要素。

2.扶企业，更要扶持产业

二月中下旬以来，为推动经济快速复苏，浙江、广东两省均出台大量帮扶企业政策。例如，浙江省出台《浙江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快推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广东省出台《关于加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支持疫情防控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意见》。这些政策的核心内容有三：

（1）通过各种利用贷款、利息补贴、社保政策、成本补贴等手段，减轻企业负担。

（2）通过专列专班设置、劳动力返程补贴等手段，解决企业劳动力供给问题。

（3）通过地方政府帮扶、审批程序改进等手段，简化企业复工的行政审批手续。

这些政策推动了沿海地区规模企业的快速复工，但还难以推动全产业链的整体恢复，需要更大力度激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是政策性推动劳动力流动效率不高，劳动力流动难以满足全产业链复工的需求，导致企业复工层次不齐。浙江、广东两地大多通过各类扶持政策推动“点对点”接送组织劳动力返回就业地。但“点对点”接送的劳动力数量输送有限，效率低下。

以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为例，该市在外务工人员共计40万，截止2月28日，该市已安排专车323辆，组织开通专列16列，然而通过这一方式接回全国各地员工数量仅有1.5万人。广东全省已组织省际返岗专列26趟，专车783班次，全省也仅接回5万名务工人员返岗。沿海省份的劳动力来自全国各地，不少都属于非正规就业，“点对点”接送不足以满足企业的正常用工需求。有效的劳动力流入到部分产业和部分企业，但却难以满足整体产业的用工需求，仍然无法推动产业的整体复苏。有部分企业因得到劳动力能够暂时开工，但受到上下游企业开工的限制，也仍然难以恢复产能。

二是中小企业复工复产滞后，引发全产业链复产复工格局难以形成，并进一步成为阻碍规上企业和重点企业复产的阻力。这是影响企业复工复产，甚至对整体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冲击的重要原因。在经济高度体系化的背景下，企业生产依托产业链的有效联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必须相互联动。以家电领域的龙头公司公牛集团为例，该公司生产配套的企业就多达400多家配套企业。政府着重推动大企业的复工复产，然而，中小企业发展的滞后直接带来大企业难以完善产业链，无法正常恢复。同时，小企业巨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无法完成，进一步降低地方的招工能力，同时引发流动与用工的死循环与产业链的死循环，将带来重大的经济后果。

3.中小企业复工复产难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劳动力不足是加剧完整产业链难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但更为严重的问题则是处于各类产业链末端的小微企业和中小企业，如果经历持续的停产停工，可能面临的是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破产的风险。而中小企业破产将导致产业链中断，大量重点企业和规上企业的复工复产也将停滞，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形成恶性循环。如何通过复苏中小企业，健全产业链成为恢复经济产能的关键。现状是中小企业的复工复产却困难重重。

一是中小型企业的用工问题更难解决。中小企业员工稳定度差，大部分员工都是企业开工后临时招收的。劳动力大规模回流前，中小企业的用工难以满足。同时，中小企业也缺少接员工返回的能力，政策性接回的劳动力一般很难流入中小企业。

二是政府设置的防疫标准较高，中小企业需要更多政府服务。中小企业在防疫人力、物力以及防疫管理体系的建设方面都存在困难。但政府往往将工作重点放在规上企业与重点项目，对小企业的针对性服务不多。大量小微企业受到规模限制，一般都享受不到政府的各类扶持政策。

三是部分中小企业复工动力较弱。中小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差，且相比大企业，大多使用非正规劳动力，不需要承担社保支出，企业的成本较低。因此，这些小企业更能拖延复工时间，也更怕遭遇疫情带来的企业风险，不少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就处于观望状态，不愿意复工。

4.需要加大重视中小企业复产复工

在经济高度体系化的现代经济下，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独立生产，一个螺丝钉也可以影响全局。以深圳市美的连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涉及上下游企业多达上千个，沿海地区重要的汽车产业的长产业链就更不用说。产业链不恢复，政府针对企业的复工复产必然遭遇瓶颈。当前，如果无法解决中小企业的复工复产问题，无法解决产业链的完善问题，不断延迟这部分企业进入到产业链，大企业的配套生产就会出现滞后；大企业产能受到影响，又进一步带来大量小企业订单不足。这将引发产能恢复的循环困境，对全国经济的恢复带来重大影响。

在2月27日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副部长张克俭指出：截至2月26日，全国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率为32.8%。据此进行合理推测，结合个体工商户的复工将更加艰难的客观事实，目前全国可能仍有上亿的农民工没有返岗恢复就业。

5.恢复产业链是根本

浙江、广东的情况显示，必须加快步伐，采取形成全产业链复工的思路，发挥市场内生动力。站在沿海地区来看，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用力：

一是，快速推动低风险地区的劳动力大规模返程，为产业全面复苏提供大规模的劳动力供给，盘活劳动力市场。

在具体操作上，应当逐渐改变“点对点”接送的低效方式，推动更大规模的劳动力回流。这一方面需要人口流出地做出更大的改进，应尽快恢复公共交通，做好农民的鼓励与引导工作，推动农民尽快返工返岗。同时，人口流入地也要尽快释放欢迎人口回流的政策信号，并做好复工的政策宣传。此外，需要与本地居民与房东的沟通工作，防止社区或房东不允许农民工返回的情况，为农民工返程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与社会环境。

二是，除部分高危负面清单企业外，大企业小企业一起抓，上下游企业一起抓，全面推动产业复苏，激活产业内生联动机制，形成真正的良性循环。

在沿海地方政府的大力帮扶下，当前各地规模以上企业基本完成复工，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应当转移到帮扶中小企业上，并根据小企业的特点针对性的建立复工复产服务。应当发挥地方政府的劳动力协调功能，为小企业的运转提供用工保障，同时提高小企业的防疫能力，通过物资协调、专业指导等方式减轻小企业复工的压力，打消小企业复工的顾虑。同时，需要进一步打通产业链，通畅企业的连接机制，尽快恢复各类物流企业，真正从产业的层面实现企业的复工复产。

三、当前经济全面复苏的主要障碍

①中西部劳动力流动缓慢与东部地区重点企业缺工问题并存

劳动力缓慢流动与企业复产复工进度慢互为因果。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动缓慢是表象，背后是沿海地区产业整体复苏缓慢。一方面，政府加大扶持的部分重点企业存在缺工问题，另一方面，产业链不齐全限制了企业全面开工生产，重点企业和大企业用工不足与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能力不足并存，整体上造成了大规模劳动力流动乏力。

②产业链不齐全是影响企业复产复工的根本因素

在经济高度体系化的背景下，企业生产依托产业链的有效联动。总体看，沿海地区产业链没有恢复，上下游不健全，原料供给、流通等一些关键环节存在不少短板。一些企业缺乏复工复产使用的储备原料，同时，下游销售市场复工复产缓慢，销售市场持续低迷，物流系统恢复缓慢进一步加剧了上下游之间的协同困境。在劳动力回流梗阻、企业复工推进不一致的大背景下，产业链条未打通，造成了企业复产复工的整体困境。

③抓大放小的复工复产政策存在不足

为平衡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从民生保障和税收缴纳能力两个方面，考虑企业复工情况，优先支持重点企业和大企业复产复工，对中小企业扶持仍不够。单纯按照企业规模标准建立复产复工政策体系，人为隔断不同企业之间的有机联系，造成中小企业复产复工普遍不足。中小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末端，小企业难以有效复工，大企业的配套生产就会出现滞后。反过来，大企业产能受到影响，又进一步带来大量小企业订单不足，陷入产能恢复的循环困境。

④对企业的政策扶持需着眼整体

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主要针对单个企业上，对恢复产业链和生产体系用力不够。目前金融、人社、工信、税务、财政等部门连同各级地方政府，出台各种针对企业和生产单位的扶持性政策，利用贷款、利息补贴、社保政策、免税降税、成本补贴等手段，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些扶持性政策有助于纾解企业和生产经营主体的暂时困难。但企业的生存发展之本在于通过产业链激活。产业链不解决，上下游配套不全，订单流失，会企给业造成更大压力，引发更大的政策扶持需求。

⑤中西部地区本地企业复工复产积极性不高

中部某劳动力输出大县显示，目前本县劳动用工不足千人，劳动力省内复工不足两千人，全县除保障民生企业和少数几家纳税大户企业复工复产之外，大部分企业未复产复工。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方面，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与沿海地方政府存在一定差异，中西部地区基层更偏向降低疫情风险，企业复产复工迟缓，进而产生两方面后果。其一，加剧产业不配套，中西部地区企业与沿海企业存在一定的配套关系，中西部复产复工不积极，不利于产业链恢复。其二，疫情防控体系不配套，中西部地区延续社会管死的疫情防控思路，与全国非疫情重点地区逐步放活经济社会的疫情防控体系不匹配。

⑥点对点的劳动力转移输送方式效率低

农民普遍不接受依靠公共交通工具流动，二月下旬以来的流动中，很多是靠驾驶或搭乘私家车，本地政府或外地企业组织包车输送不足30%，甚至更低。中部某劳动力输出大县显示，二月下旬期间，当地累计完成近3.5万人的劳动力输出，占本地全部劳动力的10%左右。其中，当地组织送的有近四千人，外地用工单位统一接的仅数十人，当地政府点对点包车输送累计不足五百人，外出直通高铁站累计输送不足两千人。

⑦基层防控责任压力依然过大

2月2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学军同志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在复产、复学、公共过程中，如果出现因为防控措施不到位而引发的疫情反弹情况，国家卫健委将严肃处理。二月中旬，当当网复工之后出现了1例确诊病例而导致66人被隔离且企业负责人被约谈，事件报道后，引发巨大反响。近日武汉刑满释放人员进入北京市后确诊患有新冠肺炎，引发重大舆情。相关情况表明，整个社会对疫情敏感度很高，基层防控压力巨大。

建议

一是在帮助企业逐步复产复工的基础上，工作重点调整到恢复产业链，打通上下游，恢复生产流动体系。

升级复产复工政策配套体系，在加大企业政策扶持的同时，将精力重点放到产业链恢复工作上，救企业，更要救产业，提早恢复产业链，从帮助恢复生产上帮助企业，恢复配套体系，恢复订单，避免产业流失。

二是抓大也抓小，大小企业一起抓，上下游统筹抓，随着规上企业和重点企业逐步复产复工，地方政府要立刻加大帮助中小企业复产复工，补短板，补空缺，推动产业体系复苏。

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要更大。产业链恢复缺一环都不行，中小企业规模小，纳税少，但是在生产工配套功能上同等重要。鉴于中小企业自身防控能力不足，地方政府要更多承担中小企业复产复工形成的疫情防控责任。

三是改变劳动力输送方式，从点对点输送逐步过渡到公共交通输送，劳动力流动从政策性流动逐步放宽到市场性流动，协调解决沿海重点企业缺工、中小企业不开工和内地农民工不流动问题。

节前，相当一部分辞工农民计划节后重新找工作，前期的政策性流动措施和当前采取的点对点输送方式，将这部分劳动力排斥在外，造成一头是企业用工难，另一头是农民工就业难。逐步放宽劳动力市场化流动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四是中西部地区加快企业复产复工，实现地区间协同发展。

督促中西部地区加快本地企业复产复工，既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也可促使中西部地区的疫情防控体系转型，实现与沿海地区的防控体系对接，在输出端打开劳动力流动通道，在输出端建立劳动力流动的安全阀。

五是科学问责，为基层松绑，科学制定疫情防控标准，防止反弹，抓好统筹。

在确保地方疫情可防可控的情况下，对基层减压，避免过度问责。各级要抓好统筹，严格贯彻中央精神，防控与恢复生产，不可偏废。在具体落实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突然出现某些个别事件时，既需要高度重视，深入考察问题根源；又不宜反应过度，将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工作人为对立起来。

六是各地加快从社会防控向精准防控转型升级。

避免“一刀切”地管死，做好分类分级分区管理，精准施策略，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策略的通知》要求，做好各方面工作。建议湖北之外的低风险地区，全面采取劳动力市场化流动，用一点带动全局，通过劳动力流动推动经济复苏和社会放活。

附材料：12省98县农村劳动力流动状况

1.河南省：

截至2月29日，持续跟踪调研的26县29村所在乡镇确诊病例全部“清零”。调研的26县（市/区）中，商城累计确诊21例，治愈出院11例，目前尚有10例确诊病例尚在治疗当中；潢川（7例）、固始（2例）等靠近湖北的个别地区尚有个位数病例在治疗中，其余90%以上的县（市）确诊病例已全部清零，且连续多日无新增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截至3月1日上午9时，河南全省已连续3日零增长，在此之前连续10日呈个位数新增。可见，除极个别县（市/区）外，河南省内大部分地区的疫情形势已得到有效控制和明显好转。

课题组调查涉及的29个村庄（社区）中：目前复工率最高的为三门峡市渑池县某村，全村下辖600多户、1900多人，目前当地返岗率接近80%，但主要得益于当地因矿产开发，全县规上企业53家，在地工作机会多、就业充分。郑州市某村、平顶山市某村的复工率在50%。而复工率最低的为林州某村民组，人口150人，全年外出务工45人，目前外出复工3人，占比仅6.7%。上次调查中复工率最低的开封杞县某村，全村下辖800多户、3150人，常年外出务工1700多人，2月17日前仅返岗10余位，占比不足1%，现在外出务工200多人，占比接近15%。其余24个村庄（社区）复工率仅在30%左右、甚至更低。以上蔡某村为例，全村700多户、1500多人，全年外出务工劳动力800多人，目前外出返岗复工劳动力人数不足150位，占比仅有18.75%。

目前返岗复工的农村劳动力群体以在广东、浙江、江苏等地正规大中型企业务工的青年劳动力为主，绝大多数的4050中年农民工群体以及部分青年农民工群体仍然普遍“赋闲在家”，全省劳动力流动呈现阻滞状态。其主要原因为：（1）外部中小企业复产情况仍不容乐观。没有复工通知，农民工难以流动。（2）外部经济社会恢复状况严重滞后于当前各地疫情形势的最新变化。（3）公共交通“梗阻”仍然是束缚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障碍。调查涉及的26县（区）29村（社区），80%以上地区城乡公交没有恢复、70%以上客运大巴仍在停运状态、甚至驻马店等个别地区火车站仍然处于关闭状态、高铁站班次大大减少。低成本、高效率、大规模的公共交通有限恢复，不足以解决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旺盛的出行需求；私家车和点对点输出方式注定只能解决少数劳动力出行。（4）流入地和流出地的隔离14天政策“吓”退农村劳动力外出复工意愿。本省健康证明跨省失效，如流入地不接收，二次返乡还需自费隔离（每天200元至300元不等），与其异地被隔离，不如安稳坐家里。

2.四川省：

课题组调查了四川省7县市中的7个村（社区）。四川省是全国劳动力流出大省，省内劳动力流动2000万人，跨省劳动力流动就达到1000万人，主要流向广东和浙江。四川省疫情防控取得了显著效果，确诊病例持续减少。截止2月29日零时，四川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538例，全省现有无现症病例区（低风险县）123个、散发病例区（中风险县）59个、社区暴发和局部流行区（高风险县）1个。

调研的7个村中，有2个村劳动力主要在本地就业，劳动力复工比例不断升高。跨省劳动力流动比例最高的是内江某村，农民工复工接近100%，主要去向是珠三角。“该走的都走了，还没有走的，主要是留在家修新房。”而凉山彝族自治州某村跨省务工人员有84人，目前已外出20人，其余的人已买好票，在10天内都要外出务工，目前返岗比例仅有25%。南充公共交通已经通畅，当地也为农民工外出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但是相对于本地复工，外出复工的规模仍然偏低、速度很慢。据南充人社局报道：农村劳动力流转总规模230万人，其中跨省劳动力流动规模有160万人，截止2月26日，劳动力省内流转比例略超过20%，劳动力跨省流动比例不足20%。

2月14日之后，四川省明确提出以县域为单元，确定不同县域风险等级，分区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把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作为重中之重。从调查来看，绝大多数低风险的县市公共交通完全恢复，农村劳动力流动已经明显“解冻”，农民外出务工的众多顾虑已经消除。外出务工人员办理健康证明14天内有效，均可以进站购票出行。只要办理有健康证及相关证明，到输入地后就不需要隔离14天。珠三角、浙江沿海等地的地方政府通过包车（飞机、火车）从四川等地输出劳动力。但是总体上外出劳动力比例仍然不高。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主要是在流入地，中小企业复产不足滞缓了农民工复工。在第三产业从业的农村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劳动力）仍然在观望。武汉市之外的疫情已经被全面控制，建议全面放开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推动经济社会快速恢复。

3.安徽省：

截至2月29日，持续跟踪调研的9县9村已经连续一周以上无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了。根据最新的安徽省疫情风险等级划分，安徽全省范围退出高风险地区，调研的原6个中风险地区已经有5个转为低风险地区。调研的9县（区）中，目前只有宿州市埇桥区1个尚保持中风险地区，其余均转为低风险地区。

跟踪调研的9县9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最多的为宿州市砀山县某村一个村民组，往年外出务工劳动力大约有110人，目前外出务工的有53人。最少的是亳州市谯城区某村，全村总人口近1万人，往年外出务工劳动力大约4500人，目前劳动力流出约900人，占劳动人口的比例为20%，出行方式中80%为乘坐私家车。大部分村庄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在30%左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比例相较于10日前虽有提高，但增长依然较为缓慢。其主要原因为：其一，部分县市区的公共交通尚未全面恢复，包括城乡公交、县际客运、大部分火车班次依然停运，农民工主要依赖私家车和少量火车出行。

其二，“点对点”运输的规模与效率极其低下，以阜阳市为例来说明。阜阳市是安徽省第一大劳务输出地，春节前全市返乡务工人员188万人。市人社部门组织“点对点”运输专车专列，主要发往长三角地区。截止2月27号，全市共开出务工专列17趟，运送1.1万人员返岗，共发出专车600次，运送1.2万人返岗。通过“点对点”方式共运送了2.3万人返工返岗，才相当于全市188万农民工的1.2%。

其三，服务商贸、建筑、个体工商户等部分产业尚未复工，从事这些产业的农民工便无法返工，只好赋闲在家等待。

其四，春节后需要进城重新找工作的农民工，无固定联系的复工企业，加上担心盲目流出不仅可能要被隔离14天，而且还面临高昂的成本与人身安全，不如在村里多待几天。

4.江西省：

课题组对江西省9个县市的12个村（社区）的劳动力流动情况进行二次调查。十天来，江西省9个县市中只有1例新增确诊病例。

最近十天，江西省劳动力流动有所松动，本地劳动力流动规模较大，但是跨省劳动力流动非常缓慢。全省跨省劳动力流动比例不足三成。调查的12个村中，只有3个村的跨省劳动力流动比例超过了50%以上。7个村的跨省劳动力流动比例只有10%，其中4个村的跨省劳动力流动只有个位数。另外2个村主要是本地劳动力流动，其中1个村大部分都已经复工，还有1个村的农民工还没有复工。

江西省在10天前就已经全部撤掉了道路关卡，农民工外出审批手续也非常简单。农民工主要通过开私家车外出务工，少部分通过火车外出。本地企业复工复产的比例较高，余江区除餐饮行业外其他产业基本上已经复产，本地农民工大部分已经复工。还有一些本地企业因为长下游企业没有复产，而无法复产。

江西省跨省劳动力流动比例不高。一方面是受到流入地的限制。流入地部分企业没有复工，房东、合租室友不允许回去等是跨省劳动力流动比例不高的主要原因。一些流入地的企业催着农民工复工，但是有流入地的房东不允许租户返回。峡江县罗田镇某村，40余个在广东省务工的农民工有房东或者企业提供住宿，已经复工；而江苏省的房东禁止农民工进入出租房，部分在江苏省务工的农民工无法外出。另一方面，农民工心态上不着急外出。江西省对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宣传引导工作不足，农民抱有恐慌心理，不敢外出。广东省、浙江省等流入地的疫情比江西省严重，部分农民工认为外出有危险，“又不是没饭吃，在家还舒服点。”

江西省基本上已经完全放开疫情防控工作，农民日常性流动非常频繁。江西省撤掉道路关卡后就基本不再进行疫情防控工作，农民日常性流动频繁，农民普遍举办酒席和参加赶集活动等。

5.山东省：

持续跟踪调研的山东省7县7村，连续多日无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前期严格封闭化管理的政策已经解封，县市区内公共交通已逐渐恢复，劳动力流动的物理障碍和心理障碍都已得到缓解。然而，调研的7县7村外出务工的比例依然不高，总体上为30%左右。只有极个别村庄返岗比例相对较高，外出务工人员占村庄劳动力的50%左右。

在劳动力流动管制解封后，复工复产比例依然不高的原因可分为两个类型地区来分析。对于鲁东、鲁中等本地工业相对发达地区而言：（1）规上企业逐渐实现复工复产，但产能恢复不满，中小企业复工复产比例较低，普遍只有30%左右。如潍坊市一个机械厂工人有四五百，但现在只有不到100人复工了，临朐县一家铝合金厂工人有30人，现在也只有10来个工人复工。（2）中小企业复工复产低，产业链环节存在断裂，企业复工复产所需的原材料及上下游配套缺失，进一步导致很多企业开不了工。（3）在全国大部分低风险地区采取“外防输入”的防控战略下，虽然各省市县之间的交通主干道已经恢复畅通，但作为末端的毛细血管尚存在很多阻碍。现在的产业都是全国性分工，各村对外来车辆与人口进入仍采取适度限制态度，产业毛细血管受到影响。（4）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无法复工复产，本地劳动力自然也无法复工。

鲁西等农业经济为主的县市区，劳动力以外出务工为主，主要在周边县市和山东省内务工。鲁西等农业县市区劳动力流动比例低的原因主要为：（1）规上企业等正规经济的产业工人，基本上能复工的都已复工，主力军来自于2月17日调查的劳动力流动不足10%，增长到现在30%的部分。（2）本地大部分劳动力外出务工主要为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服务业或建筑业，这些行业复工复产比例低或者还复工复产政策还没有放开，这部分农民工还在观望。（3）还有部分农民工对疫情风险依然比较担心恐惧，宁愿少挣两个月的钱，觉得待在家中安全、安心。

6.湖南省：

课题组对湖南省10个县市10个村（社区）的劳动力流动情况进行二次调查。十天来，湖南省只有1个县新增3例确诊病例，其他县市都没有新增确诊病例。

湖南省劳动力流动有所松动，但是劳动力流动规模不大。湖南省劳动力流动比例有40%左右。调查的10个村中，有4个村劳动力流动比例超过50%，其他6个村的劳动力流动比例低于20%。从农民工类型来看，经商的个体经营户、有正式工作的农民工基本上已经外出务工，没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基本没有外出务工。

目前湖南省基本上放开了劳动力流动，农民工可以自由流动。湖南省除了个别村，大部分村已经撤掉道路关卡。农民工主要通过开私家车外出务工，少部分农民通过乘坐火车和大巴的方式外出。由于当地公共交通没有完全恢复，调查县中的岳阳楼区、澧县、宜章县、平江县由地方政府协调车辆将外出农民工统一送到当地火车站。

农民工流动的总体比例不高。外出务工动力较强（有正式工作）且有外出条件（有私家车，有车来接）的农民工基本上已经外出。疫情防控“管死”政策松绑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流动潜能基本结束。目前流入地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没有复工，农民工流动只能处于停滞状态。农民工通过公共交通外出仍然面临障碍，缺乏外出务工的条件。很多农民工工作不固定，在年前辞工了，计划到流入地重新找工作。外出务工环境不友好（企业复工不多、房东不让租住房屋、交通不方便、有14天隔离期），又有感染风险，这部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力就不强。

湖南省规上企业开工率比较高，中小企业开工率比较低，部分超市、快递等服务业正在恢复。当地一些地方政府规定，企业复工按照“属地管理、法人负责”和“谁用工、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中小型企业负责人担心付不起责任，不敢复产复工。随着疫情形势好转和复工复产门槛降低，中小企业复工情况渐渐转好，但是个体经营者则仍处于观望状态。在全国产业链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上下游企业没有办法供应原材料或者接受订单，使得很多中下游企业也没有办法开工。

7.山西省：

课题组回访了山西省14个县的14个村，村庄均无疫情，所在县有10个县无疫情，另外有2个县现有1例确诊病人，2个县现有2例确诊病人。2月17日首次调查时6个县有疫情，确诊人数最多的为7人；从首次次调查至今，14个县均无新增疫情，2个县已经疫情解除，另外4个县疫情严重程度也大幅下降。所调查的村庄劳动力流向为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地。

所调研的14个村庄，劳动力流出比例最高的为长治市屯留县某村，总外出劳动力200人，已经流出90人，流出比例为45%；劳动力流出比例最低的是运城市万荣县某村，总外出劳动力1000人，流出40人，流出比例为4%。14个村庄的总体流出比例约22%，相较于第一次调查5%的总体流出比例，虽然有所提高，但是仍然较低。

此次调查时，农民工外出的交通阻碍已经大部分解除，道路封堵解除、公共交通开运。但是，从各地的情况来看，山西全省对农民工流动的态度比较保守，多个地方疫情轻微的情况下，仍然采取封闭社区通过出入证出行的方法，人员管控非常严格。具体而言，农民工流动面临的主要困难有两点。一是严格管控的氛围使农民工不敢流动。比如长治市襄垣县，全县为零疫情的低风险地区，但是全县社区仍然实行封闭式管理，人员外出需要凭借出入证。严格的管控措施对农民工释放的信号就是疫情还很严重，使得农民工惧怕感染风险而不敢出行。二是公共交通难以满足农民工出行需求。调查的14个村，已经外出的农民工主要的出行方式为高铁和自驾，高铁的票价较高，而较为平价的普通火车开通的班次较少，汽车班线开通数量也较少，出行成本高加上出行不便利，很多农民工因此放弃流动。所调查的14个县中，只有1个县政府组织了定点输送的专车，其他县均无相关政策。而且，山西省还有局部地区存在公共交通仍然未恢复的情况，仍然实行交通封锁，更进一步限制了人员外流。

8.甘肃省：

课题组回访了甘肃省4个县的4个村，4个村均为零疫情，所在县也均为零疫情。上次调查4个县也均为零疫情，本次调查疫情没有变化。4个村的劳动力流向为内蒙古、陕西、新疆等邻近省份和江苏、山东等沿海省份。

所回访的4个村庄，流出比例最高的为庆阳市华池县某村，总外出劳动力300人，已经流出87人，流出比例为29%；流出比例最低的天水市甘谷县某村，总外出劳动力150人，已经流出15人，流出比例为10%。4个村庄的总体流出比例约在20%左右。相较于上次调查5%的总体流出比例，此次调查的流出比例已经大幅提高，但是流出比例仍然较低。

甘肃省在全国率先将应急响应级别从一级下调到三级，同时出台了30条具体措施在放开人员流动的情况下加强疫情防控，各地的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在农民工流动方面，甘肃省的政策导向是“以确保疫情防控为前提，以组织化劳务输转为途径”，为了控制流动风险，政府倾向于专车、专列等“点对点”式定制交通形式。政府先发布专车专列信息，各个乡镇通知农民工扫码登记出行信息，再扫描健康码或在乡镇卫生院开具健康证明就可以出行。甘肃省静宁县统计的有出行意愿的农民工为67289人，已经流动1.2万人，其中有组织输转9128人,自谋输转3043人。政府开通的专车专列基本能满足特定方向农民工的出行需求。除了组织专车专列以外，甘肃省多地还积极和东西协作的天津各区的人社部门对接，发布用工信息，并搭建远程面试系统，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

虽然甘肃省总体的管控强度较低，且政府组织农民工流动方面态度积极，但农民工总体的流动比例并不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点对点”式定制交通的潜能有限，无法满足多数农民工的出行需求。春节前后是农民工换工作的集中节点，很多农民工都会在年底辞工重新再找新的工作，农民工的出行地点并不是明确的，定制交通无法满足无工作地点的农民工的需求；此外，务工地集中的农民工只占全体农民工的一小部分，多数农民工的务工地是分散的，政府无法组织专车专列，而政府开通的市际、省际的客运班线和铁路班线数量都很少，无法满足农民工的出行需求。二是农民工与务工地存在信息不对称，农民工因担心出行风险而不愿出行。目前，农民工对务工地的政策信息不了解，主要通过私下打听的方式获取信息，所获得的信息又不确切，无法及时了解当地企业的复工信息和隔离政策，因此不敢贸然出行。

相较于第一次调查时还存在交通封堵、公共交通停摆的情况而言，本次调查显示农民工出行的环境已经大为改善，但是，政府仍然高度倾向于定制交通，农民工流动仍然存在隐性的限制条件，因此总体流动比例并不高。

9.陕西省：

课题组回访了陕西省4个县的4个村，4个村本村均没有疫情，所在县中3个无疫情，另外1个只有1例确诊病例。上次调查2个县有疫情，本地调查时一个县的疫情已经解除，所有县均未出现新增病例。4个村的劳动力少部分在省内的宝鸡、西安、咸阳等地务工，大部分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务工。

所回访的4个村中，流出比例最高的是安康市石泉县某村，总外出劳动力40多人，流出人口24人，流出比例为60%，流出比例最低的是渭南市澄城县某村，总外出劳动力220，人，流出人数为38人，流出比例为17%。4个村的总体流出比例为30%左右。

相较于第一次调查，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陕西省将应急响应级别从一级下调为三级，各地的交通封堵已经解除，公共交通开始运营；并且，西安、咸阳等地的工业园的企业已经开始复工复产，邻近县市的农民工返岗复工较为便利。但总体上，农民工流动比例并不高，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已经开通的客运班线班次较少，且汽车和火车班次不匹配，无法满足农民工的出行需求。目前，市境内的公共交通开放的程度较高，但是市际、省际的客运班线数量较少，火车开通的班次也较少。由于班次太少，就容易出现赶上了汽车赶不上火车的情况，如果赶不上当天的火车，很多酒店没有开业或者排斥外地人，无法住宿。陕西省的定制交通也较少，安康市石泉县在组织了一次到浙江的专车之后，就未再组织，其他3个县均未组织专车专列。因为出行不便，很多农民工登记了外出需求但是一直呆在家里无法出行。二是农民工与务工地的信息不对称，不敢出行。农民工对务工地的复工复产政策不清楚，只能托朋友打听，打听到的消息又不确切，担心到了找不到工作或者被隔离，不敢贸然出行。

10.广西省：

课题组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调查了5个县市的5个村（社区）。广西省是全国劳动力流出大省，劳动力主要流向珠三角地区。截止2月28日，广西省全省连续4天新增确诊病例为零，疑似病例也清零，累计确诊病例252例。2月24日广西将重大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调整为三级响应，并出台了相应的指导文件。2月26日印发《关于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意见》，文件共提出了10个方面、34条重点措施。对省外务工人员，本地县市或者沿海劳务输入地政府组织专车，开展农民工安全有序返岗“春风行动”。

调查的5个县市中，除了都安县作为高风险地区依旧采取严格管控政策外，其余低风险地区的复工复产政策环境已比较友好。如贵港在2月20日发布新的复工复产政策，明确表示企业复工复产无需审批，不得要求返岗员工提供健康证明。2月22日起，贵港市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然而，从调查结果来看，村庄劳动力总体复工比例却不高。桂林某村外出劳动力约有200多人，流出76人，劳动力流动比例30%左右。白色某村农民工流动比例达到50%。

在政策放开劳动力管制的条件下，当地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低的主要原因为：（1）部分地区公共交通尚未完全恢复，多数农民出行还是依赖自驾私家车，只有少数农民工乘坐免费专车。（2）年前已经辞工，没有明确务工地和务工企业的农民工，可能转为计划留在本地务工。（3）中小型企业、餐饮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复工复产比例低。近几天，在大企业或工厂打工的农民工基本上都已经返工，而收废品、送货、服务员、后厨杂工等行业的农民工都没有复工。

11.云南省：

课题组跟踪调查了云南2县2个村庄（社区）。云南是西南边陲身份，是劳动力流出大省。截止2月28日12时，云南省累计确诊病例174例，已经连续8天新增确诊病例为0。2月24日，云南省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为三级，为统筹兼顾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基础。云南省正在有序恢复交通，2月12日恢复城市公交、农村客运、农民工省内包车，2月14日起恢复省内班线客运和客运站经营，2月21日起恢复跨省班线客运。调查地会泽、江川在最新一轮的评估中被评为低风险地区，全面恢复生活秩序，支持企业复工。

会泽是劳务输出大县，农村劳动力达63.43万人。2月21日，调查地会泽县开始鼓励外出返乡且居家隔离14天以上，身体健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均可外出打工。截至2月25日，全县外出务工就业人员已达107043人，其中采取“点对点”专车输送去外省务工5批次共2219人，占全部出行人员的2%。另一个调查地江川自2月25日起全区取消防控卡点，陆续恢复交通秩序。截止2月25日，江川区采取“点对点”对接方式，组织38名外出务工人员分别乘坐两辆大巴车前往广东珠海。这是江川区今年第一次组织，主要是由市、县（区）、乡（镇）、村四级联动发动集结的，由务工带头人带领农民工去。但是这样组织外出的劳动力规模很小。

目前，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主要为：（1）年后全区外出务工人员较去年同期大量减少，很多务工人员宁愿在本地就业或者延缓外出就业，并不急迫；（2）“点对点”专车输送的方式效率低，且要求严格。乘坐专车的务工人员到居（村）委会报名登记，同时到卫生院开具《云南省外出务工人员健康申报证明》（免费），但如用工单位除需要出具健康证明外，还需要出具肺部CT、血常规等相关检查的，需要务工人员自行支付费用。（3）相关部门主要通过提供疫区防护手册来呼吁他们提高防护意识，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防护宣传效果不佳，农民工对疫情安全还是比较担心。需要这都影响了农民外出的积极性。

12.贵州省：

课题组在贵州省调查了1个县市中的1个村（社区）。截止2月28日零时，全省累计报告病例146例，持续10天新增确诊病例为零。贵州省劳动力流动比例很高。据报道：2020年春节期间，贵州省返乡农村劳动力达251.8万人，截至2月25日贵州省农民工外出返岗人数达204.3万人。贵州省20号恢复直达广东、浙江、福建等的客运，农民工直接达到流入地。调查县遵义市道真县某社区26号全面解封，每天有一次广播宣传，小区卡点未撤，有人遵守。该社区2月14号开始通过微信购票公众号审核申请需购票外出人员，28日晚微信群解散，由农民工自己购票。农民工外出需要所在单位出接收证明，按照务工城市要求办理手续。从27号开始本地复工不需要办理相关手续。该县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比例高，和地方政府推动力度很大有关，地方政府在贫困县脱贫摘帽的压力下，拿专项资金支持促进农民工外出务工，增加农民家庭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