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砂石资源因其高利润和低门槛特性，成为基层治理中“黑恶势力”与权力腐败交织的焦点领域。四川省遂宁市纪委监委近期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整治“沙霸”“矿霸”“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工作，明确提出在砂石开采运输、项目建设等领域开展专项整治。这一行动不仅是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的响应，更折射出基层治理中砂石乱象的复杂性与治理逻辑的演进。

砂石乱象：基层治理的“黑金陷阱”

砂石资源的开采、运输与销售链条，往往成为基层权力失序的“重灾区”。在遂宁及周边地区，砂石行业乱象主要表现为三类形态：

非法盗采与监管失灵

以广安市广安区方坪大道砂石案为例，合法中标企业陈某的砂石开采权被以公职人员张世国为首的团伙长期侵占，非法盗采量达20万方，涉案金额超1.5亿元。尽管多次举报，监管部门仅以“责令停止”敷衍，甚至纵容伪造合同、转移赃物，暴露出地方执法部门的“选择性失明”。类似问题在德阳市曾导致河道生态严重破坏，私挖乱采现象一度使石亭江红岩渠河段砂石裸露、河水浑浊，直至2019年专项整治后才逐步恢复。
 

利益共谋与权力庇护

砂石产业链中，“保护伞”现象普遍存在。广安案例中，张世国作为副县级公职人员，通过《合伙协议》将非法盗采合法化，并安排亲属参与管理，形成“权力—资本—黑恶势力”的共生网络。此类现象与德阳市曾曝光的“自然资源系统腐败案”如出一辙，公职人员通过审批权、执法权的寻租，为非法采砂提供庇护。
 

基层民生与生态代价

非法采砂不仅破坏生态环境，更直接威胁民生。遂宁市蓬溪县红江镇因砂石运输车辆绕道村路，导致路面损坏、扬尘污染，影响3400余名居民生活。尽管当地纪委协调运输路线调整，但因绕行成本高，货车司机仍违规行驶，最终需通过限高杆设置、路面修复等强制措施解决问题。此类矛盾凸显基层治理中“经济利益”与“民生需求”的冲突。

遂宁实践：从专项整治到系统治理

遂宁市纪委监委的整治行动，以“效率革命”为牵引，构建了“三级联动+行业协同”的治理框架，其核心策略体现在三方面：

“小切口”切入，精准排查问题线索

通过专项监督、信访筛查、暗访督查等方式，集中起底砂石开采、运输、销售环节的违法线索。例如，蓬溪县纪委通过“摆摊设点”收集群众诉求，发现砂石运输扰民问题后，迅速成立专项督察组，采取“四不两直”方式现场督办，最终协调企业暂停运输并修复道路。这种“问题导向”的排查机制，避免了传统监管中“运动式执法”的弊端。

多部门协同，构建全链条监管网络

遂宁明确要求水利、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立足职能，形成“纪检监察牵头+公安打击+行业治理”的协作模式。例如，德阳市在整治中整合公安、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力量，开展联合执法巡查200余次，查扣采砂机具200余台，刑事拘留53人，并通过“六个统一”原则（统一规划、开采、定价等）实现砂石资源国有化整合。这种跨部门协同机制，有效打破了“条块分割”导致的监管盲区。

长效机制建设，防止问题反弹

遂宁将整治行动与“常态化扫黑除恶”结合，推动建章立制。例如，德阳市出台《砂石资源开采运营管理办法》，建立开采销售台账，引入第三方审计；河南桐柏县推行“五统一联”模式（统一开采、运输、销售等），由国有公司垄断砂石经营，彻底封堵盗采漏洞。此类制度设计，从源头压缩了权力寻租空间。

典型案例的启示：权力监督的破局点

从遂宁及周边地区的实践看，砂石乱象治理需突破三大难点：

打破“保护伞”利益链

广安案例中，巡视组交办线索后，地方调查陷入“程序空转”，暴露出基层“自查自纠”的局限性。对此，需强化上级纪委监委直接介入机制，参照连云港市纪委监委做法——在石梁河库区整治中，市纪委联合公安部门立案审查25名公职人员，并通过“组组”“组地”联合监督嵌入采砂证核销等关键环节，彻底斩断利益链。

平衡资源开发与生态民生

长沙县通过建设砂石储备转运基地，取缔39家非法砂场，实现河道生态修复与资源有序供应。这一经验表明，治理需兼顾“堵”与“疏”：一方面严厉打击非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国有化运营保障建设需求，避免“一刀切”引发的市场波动。

技术赋能与群众参与

德阳市利用税收监管与砂石产销台账追溯盗采量，蓬溪县通过“限高杆+路面修复”解决运输矛盾，均体现技术手段的辅助作用。此外，畅通举报渠道（如射洪市设立专项举报电话）并保护举报人权益，可激活群众监督力量，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监督合力。

结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砂石乱象的整治，本质是基层权力监督体系的重构。遂宁的实践表明，唯有通过“专项治理—系统整改—制度固化”的闭环，才能实现治标向治本的跨越。未来，需进一步推动三方面改革：  

垂直监督强化，建立省级纪委监委直管机制，避免地方干预；  数据监管覆盖，运用卫星遥感、电子围栏等技术监控盗采行为；国有化主导，借鉴德阳、桐柏经验，由国企统管砂石资源，压缩私利空间。

正如遂宁市纪委会议强调的，整治“六霸”需与“效率革命”深度融合，唯有将反腐效能转化为发展动能，才能为“奋进两千亿”目标筑牢根基。这一路径，不仅适用于砂石行业，更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